第1417章 安亲王劝谏，康熙心痛 (2/3)

此非臣为皇上增劳，实乃此战之特殊性、复杂性与重要性，非皇上亲临，不足以定乾坤。

臣以为，圣上亲征，有三大无可替代之益处。

其一，可最大限度振奋军心，凝聚内外归附之志。

我大清入关虽已四十余年，然天下初定，人心思安。

长期大规模用兵于漠北，军士或有厌战之情。

然若皇上亲率六军，则意义截然不同。

皇上乃八旗共主，天命所归。

圣驾所到之处，便是军心所向。

八旗将士、绿营官兵，见天子旌旗，必将士气百倍，奋不顾身，以求在御前立功。

更为重要者，此次征伐噶尔丹，不仅是我大清一国之事，更是关乎整个蒙古地区未来走向之大事。

漠南蒙古诸部，早已归附我大清，然面对噶尔丹之兵锋，心中亦难免有疑惧摇摆者。

漠北喀尔喀诸部，更是家园被毁，流离失所，亟待救援。

皇上亲征，便是向全蒙古宣告：

大清皇帝，是蒙古诸部真正的保护者与大汗。圣驾亲临前线，是对忠诚的漠南诸部的最大慰藉与肯定，是对流亡的喀尔喀部落的最有力之拯救与号召。届时，内外蒙古之心，将因皇上之亲征而空前凝聚，形成围剿噶尔丹之汪洋大海，此乃战胜之民心基础。

其二，可从根本上瓦解敌军心防，唯有天子方能震慑活佛。

皇上，噶尔丹此贼，最狡猾之处，便是以宗教为外衣。噶尔丹是蒙古的活佛。此乃其蛊惑人心之最大资本。

倘若皇上派遣任何一位亲王或大将军为帅，纵然其军功赫赫，威名素着，但在许多蒙古人眼中，终究只是世俗之王公。

噶尔丹大可利用其宗教身份，将战争渲染为“黄教”与“世俗”之争，以“护教”为名，煽动蒙昧之信徒。

如此，我军纵能战场取胜，亦难彻底收服其人心。

然皇上亲征，则局面迥异。

我大清皇帝，乃“文殊菩萨”之化身，此说在内外蒙古早已深入人心。

皇上既是天下之君，亦是佛法之大护持者。

以“文殊皇帝”之真龙天子，讨伐一个自封的“活佛汗”，在法理、在教义、在天命上，都具有无可辩驳的压倒性优势。

此非将帅之勇武所能替代，非臣子之权威所能比拟。

两军对垒，我方是天子之师，奉天伐罪；彼方则立时沦为乱教之伪佛，逆天而行。

其军心士气，必将因此而土崩瓦解。

此战，不独是兵马之战，更是天命与人设、正统与僭伪之战。

放眼大清，除了皇上，无人能在这最高层级的对决中，与噶尔丹平级抗衡，乃至稳操胜券。

其三，可最有效促成内外联合，彻底威慑俄夷，毕其功于一役。

臣前已述，噶尔丹虽失科布多，然其侄策妄阿拉布坦与其有不共戴天之仇。

此乃我大清可利用之绝佳机会。

然而，策妄阿拉布坦亦是雄踞一方之主，为人多疑。

若仅遣使臣或将军前往联络，恐其心存观望，未必肯出全力。

但若皇上御驾亲征，率数十万大军亲临漠北，则形势截然不同。

此举向策妄阿拉布坦展示了我大清，誓灭噶尔丹的无比决心与强大实力。

他将清楚地看到，与我大清合作，方是顺天应人之举，方能确保其自身安全与未来地位。

届时，无需我方多费口舌，他必将主动请缨，从西线出击，与我大军形成东西夹击之势。

而对于北方的俄夷戈洛文之流，皇上亲征，更是最直接、最强硬的警告。

待北疆平定之后，皇上大军陈兵漠北，兵锋所指，所向披靡。

戈洛文等即使心有不甘，面对煌煌天威，亦只能俯首帖耳，不敢有任何轻举妄动。

一场由皇帝亲自领导的辉煌胜利，将彻底粉碎噶尔丹的帝国迷梦，同时也将让沙皇俄国在未来数十年内，不敢再生觊觎我北疆之心。

此一战，可收平定蒙古、威慑沙俄、安稳北疆百年之功。此其三，为“知胜之道”。

罪臣之结语：不避前嫌，沥血之言

皇上，臣本戴罪之身。

先父简亲王阿巴泰，昔年曾与信郡王多尼因储位之事，有所争议。

臣身为其子，虽蒙皇上不弃，委以重任，然心中常怀惴惴。

今日将死，言必由衷。